前不久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又有了一个新“头衔”——北京市总河长，7月26日，蔡奇巡查平谷泃河，这也是他履任北京市总河长以来首次“走河”
。截至目前，全国已有省级河长306名
。

“全面推行河长制总体进度超出预期，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的目标将提前实现
。”8月23日，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司长祖雷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。“省长村长，都是河长”将在全国成为现实。

从“河长制”到“河长治”，今天的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绿发展的进程中
，治水理念和实践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。

然而，河水是流动的
，跨部门、跨流域治理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治水难点。怎样打破部门和流域壁垒，不断创新治水方式
，成为需要破解的关键一题。

严治：20万名河长上岗“走河”

河面清波荡漾、碧光粼粼，岸上绿树环绕、鸟语花香。记者近日漫步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兆河堤岸上
，放眼望去，一幅美丽的农村河道水网生态画卷尽收眼底。

在兆河边住了几十年的村民丁以林
，把变化看在眼里，“自从有了‘河长’，河道垃圾有人清理了，脏乱差面貌改变了，水质也得到明显改善。河水清了

，小鱼小虾都回来了。”

在兆河河畔
，白湖镇吴渡村村支书乔学平正在巡查“承包”的河段。乔学平是村级“河长”，巡查、记录并把发现的问题向上级“河长”反馈，及时清理拦河网
、水面漂浮物，成了他每周的必修课
。

“这样的巡查
，一周要有好几次
。哪天做的巡查
、发现了什么问题、群众有什么反映，这小本本上都要记得清清楚楚。”乔学平扬着手里的塑料皮小本子说
。

如今，像乔学平这样“走河”巡查，已成为各级河长的“家常便饭”
。通过“走河”
，完成河道污染现状的摸底调查工作，摸清造成水质恶化的工业点源、农业面源
、生活污染源等分布情况，对排污口整治提出方案
。

祖雷鸣介绍，全面建立河长制进展顺利，河北、山西等1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确河长建立到乡级
，北京
、天津
、黑龙江等15个省份明确河长建立到村级
。初步统计
，目前全国省、市

、县、乡四级河长已达20万名。

巧治：变“多头治水”为“一龙治水”

“江河咽，人愁绝
。浊污横溢随城堞

。泉无泽
，山凋色。乱花明灭，一川烟积……”在这首词中，浙江浦江县农民诗人吴航发出了治理河湖的呐喊
。如今，他的这首《钗头凤˙浦阳江——母亲河的呐喊》被刻印在当地翠湖边

。

早在2013年

，因无序发展小水晶产业而导致水污染问题突出的浦江县，有两万家从事水晶生产的小企业
、加工户


，从业人员近20万，是浙江传统“低、小
、散”产业的典型。

河长制建立后，浦江县所在的金华市，在浙江率先建立“五水共治”标准体系
，率先建立跨流域治水联动机制
，健全河长路长警长全覆盖网络，推进以治水促转型。

河湖水环境的污染表象在河道
，来源在支流、沟渠
，根子在河道的两岸。河长制的核心就是把责任属地化，彻底打破“环保不下河，水利不上岸”的九龙治水格局
。

“为建立沟通协调机制，在中央部委层面
，建立了水利部牵头的发改委、环保部等10部委组成的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。就在一天前
，我们还在湘鄂边界开展了跨地域的打击非法采砂行动。”祖雷鸣说
，为解决一个部门解决不了的治水难题，多地成立了河长制办公室，福建大田县还把水利、国土、环保等八部门执法权合并，建立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模式。

在水利部水资源司巡视员程晓冰看来，河湖治理非一日之功
，河长制重在建立水清岸绿的长效管护机制
，实现河道管理规范化、精细化，提升管护水平

。在推行河长制时还要引入群众监督，实现社会各界深度参与
。

“现在在广西永福、福建大田等地，河长制和保护水生态都写入了村规民约，通过聘请老党员、村民代表担任村河长，河长制获得了源自百姓内部的参与和认可

。”祖雷鸣说，现在很多地方还有了“河小二”“河小青”，这些志愿者也是社会参与河湖治理的生动写照。

合治：让“自扫门前雪”成为历史

从国家层面治理水污染
，最难的部分就是跨界流域的治理。由于河流的治理涉及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，在治理时容易出现“自扫门前雪”和“下游管不了上游”的问题。

为了在全水系优化水生态功能结构
，河长制治水的跨区域联动机制已经在长三角展开探索。目前
，沪浙在联动治水上已作出制度性安排
，每年定期召开杭州湾北岸海塘联防会议以及“金嘉湖”水文三地联动会议
，为区域治水防汛提供支撑
。上海金山区与平湖
、嘉善等地还建立完善了水域突发事件联动机制
，可共同应对和处置区域性的水污染事件。

“要开展‘河长制’治水，河段与河段之间
、河道与河道之间，必须打通，河道整治要向河网整治延伸和深化。”金山区副区长王益洋说。

祖雷鸣认为，在区域协调中
，要建立完善流域统筹管理机制，在加强河流水质断面监测的前提下，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。

“例如滇池治理过程中，以水质标准为依据进行断面监测
，按照不达标水质水量计算对下游区县的补偿
，如果到了最末端水质仍不达标，最末端的生态补偿金就交给政府，再进行治理，这样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意识大大加强。”祖雷鸣说
，此外很多地方还建立了跨界河长，上下游河长进行河道共巡

，互换区域履职，通过这些途径形成了上下游
、左右岸治水合力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