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：“从1969年算起

，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，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，成天愁眉苦脸的。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，我乐观不起来。”曲格平说
，“不过
，党的十八大以来
，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，我终于可以乐观了
。”

改革开放40年
，既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40年
，也是中国环保山重水复、柳暗花明的40年。

开放之初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
。1992年小平南巡，重化工业迎来大爆发

，环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。2012年以后，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，环保也迎来全面治理的新时代。

自从1982年中国设立正式的国家环保机构以来，环保部门延续着“逢八必升”的历史。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出来，成为独立的副部级单位，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
，200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部
，2018年又再次升格为国家生态环境部。40年间，国务院组成部门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级
。

40年间
，能够从头至尾一直参与和关注环保工作的人不多
，曲格平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是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、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
、第一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，也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，被外界称为 “中国环境保护之父”。

过去，他曾经痛心疾首地呼吁
，“中国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，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
，环境保护计划却年年完不成。”而今，他却说，“中国环保工作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
，环境问题终于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了

。”

“从1969年算起
，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，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，成天愁眉苦脸的。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，我乐观不起来。”曲格平说
，“不过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，我终于可以乐观了
。”

追忆中国环保的历史，曲格平觉得有两位人物影响至深
，一位是周恩来总理，没有他，环保事业起步至少要晚10年
；另一位则是习近平总书记，没有他，环保工作至今还是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

，找不到正确的方向。

环境保护基本国策

1972年6月5日
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在这里召开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
，曲格平也参加并见证了人类首次环境会议的盛况。

参加国际环境会议，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司空平常的事

，但在那个时代却极不寻常。彼时，国内的极左思潮还在宣扬“社会主义没有污染”
，但实际上，官厅水库、桂林漓江等地已经出现一些局部

、点状的污染问题。能够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，讨论“社会主义的黑暗面”，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。

力排众议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周恩来总理
，1970年
，他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听到了关于日本“公害病”的介绍
，开始敏感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

。在他的指示下

，中国派团参加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，并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

，开启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历史。

“其实
，周恩来才是中国环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
，中国环保的第一人。”曲格平说
。

时间来到1979年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。从这一年起
，中国开始改革开放
，经济发展迎来40年高速增长期。也是在这一年
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正式颁布
，标志着环保工作开始迈上法制轨道。

不过

，直到1992年
，中国经济仍旧是在探索中前进，环境污染也大都是以局部和点状污染为主，主要污染源来自乡村，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所带来的产物
。

曲格平印象最深的是治理漓江。1973年
，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桂林参观访问时就发现
，漓江沿岸有多处工厂污水直排漓江，环境污染严重。1979年1月，国务院批转《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》，漓江综合治理工程正式打响。

“邓小平当时说了一句话
：‘如不解决漓江污染
，将功不抵过
。’所以广西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
，开展调查研究
，治理了一阵子，可效果不明显
。国务院又派我去调研，我沿着漓江看了一下

，发现工厂、造纸厂等都是沿江而建，排污非常方便
，漓江的水量又不大，所以污染非常厉害。想来想去
，如果不关闭这些工厂，即使采用最好的技术也解决不了污染。”曲格平说。

他把这个想法跟自治区政府进行了沟通，对方听了直摇头
，都认为把工厂全部关闭是不可能的事情。“官司”最后被上报给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先念，在李先念的支持下，漓江沿岸的37家工厂全部被关停。

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下这样大的决心。”曲格平说
。

不过
，在那个阶段
，环保工作更多的还是建章立制。1979年颁布环保法，1989年又作了修订
，还有各单项法律
，如水污染防治法、大气污染防治法
、海洋环境保护法等
，构成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。

特别是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
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宣布，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，也是继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第二项基本国策，把环保工作提到了很高的位置
。

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

1992年
，是转折性的一年，中国经济开始进入20年的飞速发展期
，环境状况也迎来压力最大的时期
。

这一年，小平南巡讲话，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，加之80年代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，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状况日益恶化

。江河湖泊污水横流
，蓝藻大面积爆发；城市里空气质量变差

，呼吸道疾病急剧上升
。

尤其是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，重化工业迎来了“黄金十年”，大批钢铁、水泥、化工、煤电项目纷纷上马，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就是“三高”——高污染
、高排放
、高耗能
，致使能源资源全面紧张
，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。

“大家都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发展路
，但环保方面我们也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。”曲格平说
，“1992年以后重化工业的大发展
，使得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
，现在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这一阶段积累和产生的
。”

该阶段的特征
，就是环境污染全面告急，范围由原来的局部扩展到全国
，种类也由单一的水污染增加到水
、气、土，中国的环境状况亮起了红灯
。

面对这一形势
，环保工作能做的也只是重点治理。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治理“三河（淮河、海河、辽河）三湖（滇池
、太湖、巢湖）一市（北京）一海（渤海）”，其中最典型的是治理淮河

。

“50年代淘米洗菜，60年代洗衣灌溉
，70年代水质变坏，80年代鱼虾绝代，90年代身心受害。”一首民谣唱出了淮河污染的严重
。1989年和1994年，淮河先后两次发生水污染事故，使得安徽
、江苏150万人出现饮水困难
，也促使国务院下定决心治理淮河污染，提出了“在本世纪内让淮河水变清”的目标
。

1994年5月，安徽蚌埠，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
，淮河污染治理启动
。随后的4年间，淮河流域关闭了999家小造纸厂，对1139家污染企业完成了污染治理改造。曾经一度
，曲格平发现淮河干流一些主要监测断面的水质已有明显好转，有的已经接近了三类水的标准
。

但遗憾的是，由于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型，这些小企业最后又死灰复燃了，淮河污染也随之反弹
。直到现在
，“让淮河水变清”的目标仍旧没有实现

。

“淮河治理虽然取得初步成效，但治理成果难以巩固，主要是因为污染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环境治理的速度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环境欠账最多的时期

。”20年后的今天
，曲格平总结说。

这一时期，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也在逐渐完善，陆续出台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
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
、环境影响评价法等，形成了由8部环境保护法律
、15部自然资源法律
、50余项行政法规、近200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、1600余项地方性环境法规规章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。

而继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以后，1995年
，国家又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战略
，成为了与科教兴国战略比肩的第二大国家战略

。
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中国经济高速飞驰的列车，在2012年忽然慢了下来，增速跌破了8%。从那时起，环保工作也进入了全面治理的新阶段
。

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，年初的一场大范围雾霾，引发了公众关于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，也使得PM2.5成了当年的热搜词
。随后黄浦江上“奇幻漂流”的死猪、河北沧州一鸣惊人的“红豆局长”又让公众意识到，污染问题决不仅仅是雾霾这么简单。

全面治理环境污染，标志性的事件是国务院先后发布三个“十条”。2013年9月，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又称“大气十条”）印发，吹响了气、水、土“三大战役”的号角。2015年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又称“水十条”）和2016年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又称“土十条”）的印发，使得“三大战役”的大招终于凑齐。

2017年年底，是“大气十条”第一阶段的考核节点。各项数据显示，“大气十条”第一阶段的目标全面实现，“三大战役”初战告捷。

不过，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。党的十九大提出，要用3年时间打赢污染防治的攻坚战，其中又包括蓝天保卫战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、水源地保护、黑臭水体治理、长江保护修复、渤海综合治理
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七大标志性战役。

这一阶段环保工作的特点，就是把生态问题也加入了进来。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，打一个通俗的比方
，生态保护好比是分母
，污染防治是分子
，环境质量则是商

。分母做大

，增加容量。分子做小，减少排放
。环境质量才能好上去。

2018年3月
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，组建生态环境部，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。到了5月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又正式召开，会上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。而在此前，这个大会的名字一直是叫“全国环境保护会议”
。

“上世纪80年代是环境保护基本国策
，90年代是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，现在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。从基本国策到国家战略再到文明形态，环境保护的概念一直是在不断地升华和飞越
。”曲格平说。

曲格平看过很多国外环境保护的书
，也经常把中国的环保工作与国外相比较
。他觉得，中国过去把环境问题看得太简单了
，认为它就是污染治理，而没有把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。

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
，环保工作才慢慢与经济发展发生交集
。曲格平回忆
，早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期间，他就与习近平有过接触，当时还一起讨论过环境与发展的话题。习近平认为，环境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，不能把它们分开看待
，这在当时的省委书记、各部部长中显得很特别。

“我当时还和环保同志们讲，中国的省委书记要是都有这样的理念就好了。”曲格平说

。

曲格平没想到
，十八大以后

，党中央提出了“五位一体”思想，环境问题竟然真的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，解开了他多年耿耿于怀的症结
。

“如果没有习近平

，中国的环保工作还得继续摸着石头过河。”曲格平说。